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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如何处理高干腐败?

        作者:京盛凯-项丹浏览次数: 日期:2014年8月22日 11:00

         

        核心提示:在1989年7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中,就特别指出“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取消对领导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严肃认真查处贪污、受贿等犯罪案件,特别要抓紧查处大案要案。”同年,各级纪检机关共查处违纪案件19万7千件,比1988年增长一倍多;处分党员15万8千人,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3.2‰。 

         

        改革开放近36年后,邓小平再度前所未有地受到关注。8月20日,中共中央举行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现任政治局七常委悉数出席,在京重要领导集体参加,从新华社的报道来看,这与毛泽东120周年诞辰纪念规格相同,正应和了邓小平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重要历史地位。

         

        近日,习近平在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直言不讳地称2014年为“改革元年”,并重点谈及了几个需要重点改革的领域,深入改革已然成为了接下来一段时间中国政治的核心要素。

         

        这与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不谋而合,所以《人民日报》开辟专栏纪念邓小平,主旨自然不离改革一题。同期,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改革依然是其主旨。

         

        36年过去了,中国之重任依然是改革,言今天的改革,就不能回避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和历史过程,也自然不能回避改革和腐败的关系。

        邓小平曾在主政时期,明确地指出:“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概而言之,就是改革和腐败,两手都要抓。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在破除旧有束缚的同时,在当时的条件下,已提出要抓大老虎、抓重大案件的思路,这一经验今天看来,依然具有相当的作用。

         

        抓高干、抓大案

         

        1980年,邓小平同志告诫:“当前,也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

         

        改革开放之后,中央首先拿处于改革第一线的广东海丰县委书记王仲“祭旗”,打响了反腐第一枪。王仲自1947年入党,从一台17英寸黑白电视机开始,到借“视察”之名把大量缉私物资攫为己有。1979年下半年至1981年8月,王仲侵吞缉私物资、受贿索贿的总金额达6.9万元,数额巨大,引起了时任中纪委书记陈云的极大关注。1983年1月,王仲被依法判处死刑。

         

        倒在“整党”路上的干部还有原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余铁民和原湖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金辉,在当时他们勾结外商,为外商非法谋私而大开绿灯,从中收受贿赂。

         

        据公开资料,到1986年夏,最高人民法院掌握了几十件大案要案,在涉及的370多名被告中国家干部就占120名。

         

        1987年3月,原江西省省长倪献策因徇私舞弊被押上被告席。1985年初,其情妇郭晓红之弟郭勇,因走私进口价值60万美元的录像机2000台被深圳海关查获,认定已构成走私行为。而倪献策应郭晓红的要求,四处疏通关系,为郭勇疏通说情;倪还批准拨60万美元地方政府外汇额度为郭勇支付走私的贷款。1987年倪献策被开除党籍,并被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作为建国后第一个因普通刑事犯罪而被判刑的省长级政府高级干部,倪案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高干子弟堕落,亦是邓小平注意的重点。

         

        1986年2月19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静安体育馆宣布了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等的强奸、流氓罪行,以及对三人执行死刑的命令,其余三名同案犯陈冰郎、陈丹广、康也非分别被判处20年、5年、3年不等有期徒刑。

         

        据称,这是中国国内首次宣布对高级干部子弟判处死刑。其中,陈小蒙、陈冰郎兄弟系后来担任中共上海市委思想工作小组副组长陈其五的儿子。胡晓阳是时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的儿子,胡立教当时在上海市党政系统排名第三,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据当年《人民日报》的报道,1981年至1984年间,他们经常纠合在一起,以跳舞(据《文汇报》上称是指“黑灯舞”,“贴面舞”)、帮助调动工作等名义,诱骗妇女至陈小蒙、陈冰郎和陈丹广等人家中,结伙或单独进行强奸、奸淫、猥亵的犯罪活动,共轮奸、强奸妇女九名(其中三名未遂),奸淫、猥亵妇女四十二名。

         

        同年2月26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听取端正党风领导小组工作汇报时说:“总的来说……要继续狠抓下去,我们要认真严肃地搞两年,人们对我们的信心,包括国际上的信心,才会建立起来。上海陈小蒙、胡晓阳那个强奸、流氓犯罪案判得好,党内外、国内外觉得我们有希望,但并不会因为这一两件事就坚定了人们的信心,还要看。我们就认真地做,证明我们不是说空话。”

         

        邓小平反腐三诀:“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

         

        改革开放后,反腐败问题成为了中国制度建构的重要一环。

         

        反对领导人特权在1980年首先被提出来。

         

        “我们过去发生的某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在当年8月,邓小平公开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有这样的话语。

         

        虽然是改革开放的初期,经济犯罪、刑事犯罪、高干子弟犯罪,贪污腐败亦是层出不穷。1982年初,陈云把一份反映广东一些地方走私活动猖獗的简报批给几位中央常委看,得到了邓小平的批示。

         

        1982年4月,邓小平亦讲话申明“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称已经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现在一抓就往往是很大的‘老虎’。”接着,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

         

        大规模打击经济犯罪的行动开始了。到1983年4月,全国立案审查的有19万多件,涉及党员7万多人,开除党籍8500多人,追邀赃款赃物合计4亿多元。

         

        以上种种,一时杀住了经济犯罪、贪污腐败。但是,经济改革的大潮正在吞噬一些看似纯洁的心灵,贪污腐败演变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方面,邓小平提出了“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的著名论断。1988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党和国家机关必须保持廉洁的通知》,要求“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把廉政工作作为一件大事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严肃认真、扎扎实实地抓。”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在文件中提出“廉政工作”。

         

        另一方面,拥有体制资源的高级干部及其家属成为防治重点。

         

        “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1986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如是说。

         

        在1989年7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中,就特别指出“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取消对领导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严肃认真查处贪污、受贿等犯罪案件,特别要抓紧查处大案要案。”同年,各级纪检机关共查处违纪案件19万7千件,比1988年增长一倍多;处分党员15万8千人,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3.2‰。

         

        大案要案的猛增,是邓小平抓腐败雷厉风行的明证,他说,“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样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

        回顾这段历史,再看今日反腐,抓高干腐败,抓重要案件,以此来收回人心,是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的。

         

        来源:财经,作者罗瑞兴、孙穆田

         

        所属类别: 行业新闻

        该资讯的关键词为:法律  高干腐败  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