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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法院、检察院人事权统一管理的两个重大问题(下)

        作者:京盛凯-项丹浏览次数: 日期:2014年8月29日 11:30

         

        三、人事权统一管理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关系

           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司法改革中实行人财物统一管理,十分关键的内容之一是,如何实行人事任免的统一管理。在对该事项进行制度设计时,需要充分考虑它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关系。

           按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在县一级以上的行政区划内设立的法院、检察院,其组成人员由本行政区域内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产生或者任命,对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向它报告工作,受它监督。也就是说,地方各级法院、检察院的组成人员是由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管理的。这是现行宪法体制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内容。现在,要把法院、检察院的人事权统一到省一级管理,是一个重大改革,对进一步保证司法公正必然具有重要意义。进行这项改革,首先涉及一个大面积修改宪法和法律、改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本内容的问题。修改宪法和法律当然可以,因为有关地方法院、检察院组织的事项,本身就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设计并以宪法和法律规定下来的,如需要改变原有的组织体制,只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再一次行使立法权即可以实现了。

        当然,在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基本内容之前,我们还可以从多方面进一步展开论证和权衡,以确保改革的稳妥与正确。主张将地方法院、检察院的人事任免权上收到省一级,甚至将来上收到中央一级,有充分的理由,业内也基本形成了共识,这些理由构成了改革的正面论据。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也告诉我们,要达到对一个事物的科学认识,必须充分考虑各种不同的因素,不仅要注意正面的因素,也要注意反面的因素,有时候还需要特别注意反面的因素。而任何一项改革,特别是重大的改革,都可能涉及正反两方面的因素。党的最近几次代表大会都提出要实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十八届三中全会若干重大改革问题的说明中更是强调:“我们讲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其中步子要稳就是要统筹考虑、全面论证、科学决策。”[31]就连前述《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在将审判权定性为中央事权,强调要推进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的同时,也坦承“这项改革涉及面广、难度大,要深入研究论证”。[32]笔者认为,法院、检察院改革中的人事任免权上收,就属于一个“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要统筹考虑、全面论证、科学决策”,特别是“要深入研究论证”的重大改革,在考虑了改变现有人事任免体制的必要性和理由的同时,也还可以进一步论证一下不支撑这一改革的因素。

         

           改变现状,首先必须考察和了解历史,因为现实总是历史的延续。要改革现行法院、检察院人事管理制度的现状,当然也必须了解这一制度的历史,特别是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

           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很快领导建立了地方各级法院和检察院。追溯历史可以发现,地方法院、检察院在建立之初,其人事任免权就是由本行政区划内的地方权力机关来管理的。1951年,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的《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法院是人民政府的组成部分,受同级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那时候,还没有由普选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委员会实际上代行了人民代表大会的部分职权,也就是说,地方法院的组成人员是由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地方人民政府委员会产生的。为什么要采取这种产生方式呢?对这个问题,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许德珩的说明是,“在组织制度上,人民法院是人民政府的组成部分,它对人民政府委员会和上级法院负责并报告工作”,“同时在工作上又表现来自人民、属于人民和对人民负责,二者是完全一致的”。[33]这说明,地方法院组成人员的人事权由地方政权机关管理,是当时组织制度的重要特点,也体现了法院“来自人民、属于人民和对人民负责”的精神。

           也是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通过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的同时,还通过了《地方人民检察署通则》。按照这部法律的规定,地方人民检察署也是同级人民政府的组成部分,其人事权也是由代行权力机关职权的地方人民政府委员会管理。为什么要采取将人事权交给地方管理的组织体制呢?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李六如在对这部法律所做的说明中解释了三个理由。一是,我国过去曾经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各地情况悬殊不一,地区辽阔,交通不便”,而各级人民检察署还不健全,因此,“暂时还只能在中央统一的政策方针下,授权于地方人民政府,使其发挥机动性与积极性。”李六如解释的第二个理由是,“我们人民民主政权的发展过程,是由地方而中央”,第三个理由是,“关于当地的一些具体问题,地方政权领导强,经验多,易于指导处理”。[34]李六如这里解释的第一、第三个理由都是具体的现实问题,容易理解,而他的第二个理由则是十分引人深思的,因为他提出一个我国民主政权由地方而中央的发展过程问题,进一步地说,他是提出了一个中央权力的来源问题。遗憾的是,对这个问题他没有进一步展开,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检察院人事任免权的分析。按照他的这一理由,可以得出的基本结论就是,民主政权的发展是先有地方,后有中央的,所以,地方检察机关人事权就应当由地方管理,这也体现了对地方政权形成历史的尊重。

           到了1954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建立。在这个背景下,1954年的地方组织法和法院组织法都规定,地方各级法院的组成人员分别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人民委员会任免。这时候的人民委员会实际代行了今天的地方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因为1954年,地方只设立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没有设立相应的常务委员会。也就是说,这时候,地方法院的人事权是沿用了1951年的做法,仍然由地方权力机关管理的。

           但是,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由于受列宁检察权属于中央权力的影响,1954年的检察院组织法模仿了苏联检察机关的垂直领导体制,将地方检察机关的人事任免权全部交由中央管理。根据这部法律第21条的规定,省一级检察院的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员和检察委员会委员,由最高检察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任免,省一级检察院分院以及县一级、地市州一级检察院的组成人员,均由省一级检察院提请最高检察院批准任免。

           而1979年修改检察院组织法时,对检察机关领导体制的一个重大改革,就是将1954年设计的垂直领导体制改为双重领导体制,即地方检察机关的人事权不仅要受上级检察机关直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检察院的管理,还要受地方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管理。对这个改革,彭真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是这样说明的:“当时苏联是由总检察长负责,下级检察长由总检察长任命。我们则规定,地方检察长由地方民主选举产生,同时又须报上级检察长转报该级人大常委会批准。”[35]当然,这里的受上级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向中央的倾斜,即加强了中央对省一级检察机关人事权的管理,正如彭真在给中央的说明中所说的:“特别规定省、市、自治区的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在地方选举产生或任命以后,都要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任命。”[36]

           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分散中央权力、赋予地方人事管理权的改革呢?前述1979年最高检察院在检察院组织法修改说明中给出的理由是:“由于我国的情况和苏联不同,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到取得全国政权,地方工作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和坚强的领导,所以实行双重领导的原则是适合我国国情的。”[37]这里,最高检察院又一次提出一个“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到取得全国政权”的问题,与前面1951年李六如所提出的我国民主政权由地方到中央的发展过程,发生了连接,这无疑再一次体现了对地方政权形成历史的承认与尊重。

           由上述检察机关人事任免权的这一历史变化可以发现,1951年,地方检察机关的人事权是由地方管理的,1954年由于学习苏联做法,我们将地方检察机关人事权全部交由中央管理。但实践证明,这个做法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所以,1979年,又将中央的这一权力分散一部分给地方。如果现在再改革,将地方检察院甚至进一步将地方法院的人事权集中上收到省一级,将来再收归中央,这是不是可能又恢复到1954年的做法,而且将法院的人事管理也与检察院一致起来呢?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审慎权衡与思考的重大问题。

           思考还不应止于此。考察地方法院、检察院人事管理权的历史与初衷,还需要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1979年地方组织法的修改联系起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在提出“必须有充分的民主”、“保障人民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同时,又提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障应有的独立性”。[38]那么,地方法院、检察院的独立性与地方权力机关管理它的人事权是不是矛盾甚至对立的呢?应当说不是。二者非但不矛盾,而且,由地方权力机关管理两院的人事权,正是扩大地方民主、监督两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需要。

           三中全会刚刚结束,1979年全国人大就修改地方组织法,在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在地方组织法修改之前,两院的组成人员是由“文革”中产生的所谓“革命委员会”任命的,而革委会是个将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职能集于一身的不伦不类的政权机关,由它来管理两院的人事权就很难保证司法的应有独立性。1979年5月3日,彭真在同工作人员谈地方组织法的修改时明确说:“现在,院长、检察长是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而副院长、审判员、副检察长、检察员是由本级革委会任免的,这如何能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关干涉”?[39]所以,修改地方组织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取消革委会,设立地方人大常委会。那么,设立地方人大常委会的目的是什么?彭真在强调“从法理上讲,要使政府一切工作人员受到人民监督”的同时,还专门强调了地方法院、检察院人事权与扩大民主的关系。他说:“法院副院长、审判员、副检察长、检察员可以由地方人大常委会任免。这样,符合中央扩大民主,法院、检察院保持独立性的精神。”[40]

           4天后的5月17日,彭真就取消“革命委员会”和县级以上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问题,在给中共中央所写的报告中正式提出:“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置常务委员会有利于扩大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可以任免法院副院长、审判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和副检察长、检察员、检察委员会委员等”。[41]“它更便于司法机关‘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和‘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还可以接待人民群众对一些有关本地区政府或司法机关工作问题中的申诉事项。”[42]这个报告说明,法院、检察组成人员由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任免,是扩大人民民主的需要,非但不妨碍司法独立,而是有利于保持司法独立的。邓小平、胡耀邦都批示同意了彭真的这个报告。[43]

           1980年4月18日,彭真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座谈会上讲话又一次谈到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管理两院人事权的问题。他说:“要全国九亿人民自己管理国家,自己掌握命运。要把权力放在九亿人民手里。怎么搞?”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制定了地方组织法、法院组织法和检察院组织法,“就是为了这个目的”。[44]“法院院长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院长、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由本级人大常委会任免,不仅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也一样,都是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人大常委会任命。”“这样,九亿人民就把国家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在这种制度下,林彪、‘四人帮’一类阴谋家、野心家想篡夺国家的领导权就比较困难了。”[45]这里,彭真很明确地把地方权力机关管理同级法院、检察院的人事权,上升到事关九亿人民“把国家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防止“阴谋家、野心家篡夺国家的领导权”的高度,这是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得出的结论,是十分引人深思的。

           1981年4月20日,中共中央还专门发出通知,将彭真上述1980年4月18日的讲话(连同他1981年3月7日在省级人大常委会座谈会上的另一篇讲话),作为关于加强地方人大常委会建设和工作的重要文件,转发各地方和中央各部门,并在批语中强调指出:“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是我国地方政权组织的一项重要改革。按照地方组织法的规定,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做好,对健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加强地方各级政权建设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46]这说明,彭真上述讲话的精神,就是中共中央的精神。也是在这个背景下,1982年宪法进一步确立了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委会管理地方法院、检察院人事权的制度,一直沿用至今。

           笔者认为,现在要改革地方法院、检察院的人事管理制度,对这个制度形成的历史和初衷加以考察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地方法院、检察院处理案件时的确受到本地方的一些不适当干预,也不能排除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些干预因素,但我们需要回答的是,由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管理两院的人事权,究竟是不是导致两院不能独立行使职权的根本原因?如果不是,它在妨碍两院独立行使职权的各种因素中所占的比重又有多大?我们有没有做过这样的实证分析?将两院的人事管理权上收,果真能解决地方司法不独立的问题吗?

        除了考察上述历史与初衷外,要改革地方法院、检察院的人事管理制度,还需考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结构。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央的基本结构是,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为核心,组织起包括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在内的中央国家机关体系;在地方的基本结构是,以县一级以上行政区划为基本单位,组织起以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为核心的包括地方法院和检察院在内的地方国家机关体系,只是在乡镇这一基层行政区划内,人民代表大会只组织起政府,不设立法院、检察院。如果将法院、检察院的人事权上收到省一级,实际就意味着区县市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只能组织本级政府,在本行政区域要么不设法院、检察院,即使设置法院、检察院,也不属于人民代表大会组织和管理之下的国家机关了,这是不是等于从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形式中抠去了两个重要国家机关呢?这恐怕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重大问题。

         

           实行地方法院、检察院人事统一管理,还遇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落实宪法第99条的规定。根据这一条的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负有保证法律的遵守和执行的职责。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如何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法律的遵守和执行呢?一个最基本的方法就是,由它来组织起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法院和检察院,叫做地方的“一府两院”,并让它们对同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所谓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以及接受监督,都是以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掌握同级法院、检察院人事管理权为前提的。如果把地方法院、检察院的人事权全部或者部分地从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手中拿走了,拿到省一级甚至中央一级,就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一是,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管辖的行政区划内,不设法院、检察院,在这个区划内发生的所有案件纠纷,是否按照法律的规定得到处理,本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无权过问;二是,即使在本行政区域内设置法院、检察院,但由于人民代表大会对两机关无人事任免权,而省级甚至中央对它们的任免权和监督权又鞭长莫及,那么,两机关在本行政区划内即使不遵守执行法律,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也无可奈何;三是,在本行政区划内设置法院、检察院,但人民代表大会对两机关只有部分人事权(比如,没有任免权,只有监督权),但是,这部分权力也不足以保证两机关遵守执行法律。可以清楚地预见,只要把地方法院、检察院的人事权从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手中拿走,宪法赋予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法律遵守执行的重大职责,在审判、检察两个重要领域就难以落实。

           以上所述,还是要归结到一点,即:改革法院、检察院人事权的管理方式,需要面对的根本性问题是,如何处理好与各个地方亿万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关系。宪法第2条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是宪法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精神所在。这个规定表明,各个地方的人民,以宪法确立的行政区划为单位,在本行政区划内通过自己选出的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权力,是当家作主、管理本地方事务的根本途径。将每个地方法院、检察院的人事权都上收到省一级甚至中央,是容易的事情。但还要注意到,每一个案件仍然发生在地方的各个行政区划内,对它的审判、检察,也基本要在本行政区划或者上一级行政区划内进行,案件的处理结果必然要在本行政区划内发生影响,对于与当地人民息息相关的如此重要的事项,该行政区划内的人民以及它的人民代表大会却无权过问起诉、审理和监督这些案件的检察院、法院的组成人员之任免,这就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能不能说人民是在通过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充分行使当家作主权力?

           值得注意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地方法院、检察院人事权统一管理后,对于统一管理的准确含义和具体管理方式,有关方面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并未给出权威解释。实际上,也可以说,这个问题引起了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些不同看法和争议。为落实三中全会的这一决定,不久前,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接受《法制日报》记者专访,在强调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深远意义的同时,首次明确了对人的统一管理的具体内容,主要是建立法官、检察官统一由省级提名、管理并按法定程序任免的机制。[47]随后,最高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贺小荣又对统一管理做了进一步解释:配合省以下法院人事统管改革,推动在省一级设立法官遴选委员会,从专业角度提出法官人选,由组织人事、纪检监察部门在政治素养、廉洁自律等方面考察把关,人大依照法律程序任免。贺小荣还提出,省以下地方法院人事权统一管理,只是依托省一级的制度平台统筹管理,并不是系统内部的“垂直管理”;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仍是监督指导关系,不是领导关系。[48]从以上的媒体报道可以看出,地方法院、检察院人事权统一管理目前体现的特点是:第一,暂时没有改变宪法和法律对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同级法院、检察院组成人员的体制;第二,人事权统一管理的第一步,主要是法官、检察官提名权的统一管理;第三,在省一级设立法官遴选委员会,并不改变法院上下级的监督指导关系。

           但是,仔细分析上述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透露出来的这些信息,就会发现,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的人事权统一管理,这个统一管理的全面、具体和准确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似乎还不清楚。现在,准备在省一级设立一个法官的遴选委员会,改变一下法官的提名权,只能说是统一管理的一个部分,而远不能说就是实现了“统一管理”。

           姑且不论由省级统一管理是不是真的不会从实质上使法院上下级的关系由监督指导关系变为领导关系,这里进一步思考和关注的是,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在“统一管理”的改革中究竟应当扮演何种角色,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按照现在的设计,法官、检察官由省一级统一提名,统一管理,人大任免的法定程序似乎没有改变。但是,问题很快就突显出来了。按照现行法律体系的设计,地方法官、检察官的提名权由同级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行使,同级人大常委会根据他们的提名进行审议,决定是否任免。现在,把这个提名权拿到省一级,就意味着一个县级人大常委会将要对省一级机构的提名,进行审议并决定是否任免。那么,县级人大常委会有权否决省一级的提名吗?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法官、检察官的人事任免中,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实实在在的权力机关,不是一个只履行法律手续的橡皮图章。但是,按照现在的预设,地方法官、检察官的专业能力、政治素养、廉洁自律等,都由省一级法官、检察官的遴选委员会和组织人事、纪检监察部门来选择、审查和判断,在省一级提名后,地方的人大常委会所做的工作只是依照法律程序任免一下而已。这就可能会引起一些尖锐的问题:

           一是,对一个基层法官、检察官各方面的情况,究竟是本行政区域的权力机关全体组成人员更了解,还是一个无论距离还是层级都隔得很远的省级遴选委员会更了解?

           二是,如果基层人大常委会对法官、检察的了解、判断,与省一级统管机构发生了冲突,究竟以谁的判断为准?按照法律规定,基层人大常委会不仅从程序上也从实体上掌握了对同级法官、检察的任免权,如果基层人大常委会坚持以自己的了解和判断为依据,不断地甚至大面积地否决省级的提名人选,那么,省一级统管机构的权威如何树立?更严重的是,如果允许基层权力机关否决省级统管机构的提名,将会引起我国政权机关上下之间法律关系和政治伦理方面的一系列混乱。但是,如果省一级统管机构考察提名了,就要求基层人大常委会依照法律程序任免,人大常委会为充分体现对上级统管机构的尊重,一律予以任免,那么,人大常委会不是真的就成了只履行法律手续的橡皮图章吗?

           三是,地方法官、检察官的任免能不能由省一级统一提名?法官、检察官的提名权究竟应当属于谁,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提名是任免的提前。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提名权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制下组织国家机构体系的关键环节,是与行政区划相适应和相联系的,也就是说,国家机关组成人员的提名权,总体上是以本行政区划为单位,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来行使的。在这个背景下,人民代表大会要组织本级国家机关体系,提名权和任免权只有由同一行政区划内的国家机关行使,才能保证该行政区划内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核心地位。现在,要改变法律的规定,把地方法官、检察官的提名权从本行政区划内拿走,需要十分慎重,因为它使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在行使任免权时,面对的却是一个上级机构的提名,这就很可能改变权力机关以行政区划为单位进行社会治理的基本结构。更值得关注的是,类似省一级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这样的统管机构,是由各部门和专家组成的机构,这样的机构不是法定的国家机关,没有法律地位,也很难赋予其适当的法律地位,不能行使提名权。即使它不实际行使提名权,只做提名前的各种实质审查工作,审查后由省级法院、检察院或者交由基层法院、检察院去提名,这些做法是否具有充分的法理基础,也是值得认真讨论的。

           四是,提名权、任免权和监督权的关系如何处理?按照现行的宪法体制,地方法官、检察官的提名权由本级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行使,同级人大常委会对法官、检察官的任免和监督权是实实在在的,人大常委会的权力和责任是相互连接、互为因果的。但是,现在把提名权上收到省一级,实际就使基层人大常委会的权力和责任发生了分离,并很可能导致以上所述的两种极端情况。一个情况是,基层人大常委会以行使法律规定的职权为由头,大面积否决省级机构的提名人选。它所持的难以驳倒的理由是:任免权和监督权不可分离,要我监督法官、检察官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对法官、检察官的能力和素质必须以我的判断为标准,我要实实在在地行使法律赋予的任免权!另一种情况是,对于省级提名的人选,基层人大常委会照单全收,只履行法律手续,但是,此后就从实质上放弃对同级法官、检察官的监督。它所持的难以驳倒的理由是:人选是你省级提名的呀,既然你们提名,那么,监督也由你们省级统管机构去负责吧!

           由上述可见,有关方面现在已经提出并着手在一些地方开展试点的类似省级统一提名的人事统管方式,仍然涉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诸多重大问题,需要反复讨论,审慎进行。就像前述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所说的,省级统管是对司法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情况复杂,需要进行试点、积累经验后再逐步推开。[49]我们期待着,在维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有关方面能够用足够的智慧和方法,找出一条地方法院、检察院人事权统一管理的路子。

          

           四、结语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的改革设想,是司法改革中的重大事项。深入分析司法职权的中央性特点以及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关系,对于准确理解孟建柱的重要文章,保证改革人财物管理方式的稳妥与正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研究司法职权的中央性,不仅需要从司法的普遍性规律出发,还应当从中国法院、检察院职权的历史发展与国情特点出发,才能得出比较符合中国实际的结论。而实行地方法院、检察院人事权统一管理这一改革,需要审慎考虑改革与维护宪法权威的关系,特别是要考虑改革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关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法院、检察院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十分重要的两根支柱,对这两个重要制度的改革设想和设计,都只能有利于加强而不能削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建设而不能损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司法改革应当坚持的基本政治方向和重大政治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与实践创新,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本政治制度作用的基本精神。

         

        来源——2014-08-29 刘松山 民事审判参考

        所属类别: 行业新闻

        该资讯的关键词为:司法职权  人事权统一管理  非中央性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