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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忠信:信访中国的法治忧思(上)

        作者:京盛凯-项丹浏览次数: 日期:2014年9月10日 14:51

         

         

        大家看这个题目,“信访中国的法治忧思”。光讲“信访”, 可能大家不会紧张;但是讲“忧思”这两个字,可能就让人紧张了。昨天晚上我在中国地质大学讲的时候,他们白天贴出的海报是“信访中国的法治反思”,我晚上幻灯片打出题目是“忧思”。他们那个团委书记跟我说:“我跟你说好的用‘反思’,怎么用‘忧思’呢?”我就说“忧思”为什么不能用呢,他说现在太敏感。我想,可能因为中国的人民,在我们伟大的党的领导下,应该只有歌颂党,歌颂国家的自由,不应该未经同意而“忧思”。“忧思”是党中央的事情,是中南海的事情,你们没有资格忧思。所以我现在说这个话有点“僭越”,有点不太妥当。但是,请原谅我这个“不妥当”,我想把我的“忧思”进行到底。【笑声,掌声】

        我想讲的题目其实是这样一个意思。我说的信访这个词,两个意思,一个是人民群众来信来访这种现象和制度;然后我要把它引申一下,“信”做动词,“访”做名词,指人民上访,就是用一切传统的方式向上告状申诉。我们的人民只相信上访,不相信法律,不相信司法,不相信正常的法律程序,我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把中国称为“信访中国”。这个“信访中国”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积淀到今天的一个综合表现。我在这个地方就想进行反省:(信访中国)原因是什么,出路在哪里。这是我对这个题目的解读。

         

        一、严峻的信访形势

         

        现在我们说,中国的信访已经有一种非常严重的,泛滥成灾的态势。在哪些地方可以看出呢?

        比如说,第一,信访的数量。信访的数量极其庞大。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信访机关,接待信访的衙门,很多很多。如果把每个信访衙门接受的信访数量汇总,与我们的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作一个比较,这两个数字的反差是很大的。比如,我们党委有信访办,政府有信访接待办,公安,法院,检察院,工会,妇联,共青团,纪检监察,工商海关税务,都有信访办。包括我们学校也有信访办,教育指导部门也有信访办。如果把所有信访办接待的人民来信来访的数量统计下来,这个数字可以创下世界文明史上的最高记录。当然,具体的数据我没办法公布。但是上次我去湖北咸宁的赤壁市做同题演讲的时候,市政府领导告诉我们,他们每年接待的上访人数有一万三千多。大家想一下,一个县级市的政府信访接待办就有一万三千多,还不包括县里其他信访部门的。

        信访的严峻形势还有一个表现,就是越级上访非常普遍。我们知道,有问题要解决,找你最近的部门,找你最近的衙门,这是最方便的,最简捷的。可是我们发现,我们的人民现在不是这样。我们的人民在上访的时候,最喜欢的是越级上访。他们要是聪明一点,一旦侵犯了我的权利,就一下子上访到中南海,这才比较管用。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中南海那个地方才有青天,其他地方天已经黑了。【笑声】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还有一个是多头上访。也就是说,一个人权利受到损害,一个案件,一个纠纷,他上访的时候,他想让所有的人,所有的衙门,都参与进来解决。在上访的时候,他就喜欢把信访材料,上诉状、上访状之类,复印150份,寄给150个衙门,所有地方,普遍撒网,重点开花,最后总有一个地方管用。这就像现在有些同学谈恋爱一样,一下子谈好几个,最后成功一个。【笑声】他们跟那些信访的人一个想法,出于机会成本的考虑,先把数量搞大一些。

        然后就是群体上访比较普遍。现在这个信访往往是大规模的。所谓三人为众,三人参与就可以叫群体上访。原来说三五十人就不得了,现在动辄是三百人,三千人。有时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引起上万人聚集或上访。当然,上访有时不是原地上访,有时是在高速公路上上访。把高速公路封起来,把政府的汽车一辆辆搬到公路上,翻过来,数一数。【笑声】这种上访现在情况也比较严重。

        然后信就是访里面涉诉信访居多。我们知道,人民来上访,是党和政府在司法程序之外解决民间纠纷、化解矛盾的一种办法。应该说,只要这个案子是依法应该去法院起诉的,它是不应该接受的;如果已经在法院起诉,就更不应该接受;或者说法院已经做出生效判决了,审理完结了,那也是不应该接受的。可是我们知道,现在人民来信来访里面,根本没有这些限制。所有的案件,涉及诉讼的,都可以一级一级往上信访,所有的衙门都可以接受。接受了以后,有的还可以还就这些案件做出各种“指导”意见——其实就是在“干涉”。

        最后就是,事情不管多大或者多小,都可以上访。事情大的,比如说,一个地方人命关天,几条人命,因为行政机关的重大失职造成损害,可以信访,当然很自然。事情小的,小到农民家里的一头猪,去邻居家的菜园子里偷吃菜,邻居把那猪打死了,然后这个农民就举着“血债累累,讨还公道”的大横幅到信访办去。别人一问是什么血债啊,原来是一头猪死了,这也能信访。【笑声】

         

        二、党和政府重视信访的理由

         

        在我们当今中国,信访成灾也算是一种特殊的中国现象。那么我们说,信访这么普遍,这么发达,跟什么有关呢?我觉得是跟我们的官方重视信访有关。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特别依赖信访,重视信访。我觉得有三条理由,也是三条客观的原因。

        第一,是我们党和政府认为人民来信来访,是优良传统,是我党的法宝之一,我们党正是通过这样一种途径来联系人民群众,跟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如果去掉了信访,我们党跟人民的关系就要破坏。有人介绍说,毛主席在延安时,非常注重人民来信来访。那时候毛主席每月都会抽出一天时间,坐在自己的窑洞办公室里,接待人民来信来访。毛主席说,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党战胜国民党的法宝,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它。所以到今天,因为这样一个认识和原因,我们非常重视。

        第二,是我们党和政府认为,信访是我们一个这么重要的监督工具。它监督我们的执法人员,司法人员,监督执法司法不公,发现里面的错误。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认识。

        第三,是我们党要坚持一元化领导。那么党要控制司法,控制执法,控制所有的政府部门,所有的执法部门。那么最好的控制途径,就是通过人民来信来访。通过人民来信来访,发现问题,发现贪官污吏,发现冤假错案。如果没有信访,党要实行一元化领导,控制所有的权力机关,那就不可能。

        好,这是我们党和政府重视信访的三条理由。

         

        三、百姓依赖信访的主要原因

         

        那么我们老百姓,为什么那么特别喜欢信访?我想继续延伸分析一下。我们老百姓对信访的看法,之所以那么的依赖信访,那么热衷于信访,大概有下面几个原因。【展示幻灯片】这七个原因,说起来话长。简单说,每一个方面,都可以单独写一篇硕士论文。我建议在座同学,不管是研究法理的,还是宪法行政法的,还是法制史的,还是部门法的,都来研究这些原因和中国信访现状的关系,以及中国法制改革的路径。要就这个写篇文章的话,是非常好的。

        比如说第一个,法院不受理很多案件,导致人民选择信访。我们知道,我刚才说了,很多案件是法院应该受理的,很多案件是法院已经受理的。但是我们现在这个信访造成什么呢?那就是我们党和政府,有时候为了大局,为了社会稳定,为了党的事业,规定很多案件法院不能受理。举例来讲,比如说这个党委组织部。党委组织部把某一个同志调动了一下,那个同志认为这个调动损害了我的合法权益。那个同志就说,我要起诉,我能不能作为行政诉讼来起诉呢。法院说不对,党委组织部不是行政机关,它做出的决定不是行政决定,你不能起诉。再比如说,这个党委宣传部的决定。一个人的一本著作,比如我的著作,我要出版,党委宣传部打一个电话说,这个著作不能出版,因为这违反四项基本原则。那我说,你这个决定我能不能起诉呢?他说不能起诉,因为我不是政府机关。所以我们党“依法行政”目前还只是落实在口号上。那么这样一种情况下,你说法院敢不敢受理这样的案件。还比如说,一个地方搞大规模的开发,划一大片地区,搞一个开发区。那个开发区把老百姓的地征了,拆了很多民房。那么当地百姓认为,拆迁和征地补偿不公平,损害我的权利,要告状。而到法院告状法院说,对不起,我接到党组织的通知,说这个案子不能受理。这类案件不能受理,最后就转为信访了。还有呢,比如说有些事情,比如说这个“falungong”。“falungong”的案件现在一律不能受理。大家说“falungong”作为一种邪教,我们要治理,要依法进行制裁,我都是赞同的。对“falungong”的管理,对“falungong”的控制,依法进行,依法审判,依法作出决定,这是应该的。但是我们现在都在法律之外,法院不敢受理。当然还有,其他像计划生育的案件,你看现在哪个法院敢受理。还有其他的,比如农村的土地承包纠纷,也不能受理,等等。这样算起来,我统计了一下,可能有十几类案件不能受理。那么这十几类案件,最后只能移转到信访。这个在法治的理念下是不应该的。因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不应该受这种那种明确或不明确的禁区的限制。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人民对司法权不信任。大家知道我们老百姓要相信司法,其中有一个前提,就是法院是在“司法”。我看了某个法条,法院也应该看了这个法条,我这么理解,法院也应该这么理解。当然,我这个理解是合乎逻辑的,如果我理解错了另当别论。如果说法院不是司法,比如说不久前湖南有一个农民,涉及一个案件,他多次起诉,多次上访,都没有用。后来他拿着法律文本,自己找到一个法条,用红笔在上面画上记号,说这一条跟我有关,就把这个作为法律根据去找法院院长。找到院长,院长理直气壮的告诉他说:对不起,我们这个地方不讲法【笑声】。大家想一想,法院院长不讲法,百姓错在哪呢?错在你太讲法,你太懂法,你太把法当回事。所以这导致我们人民对司法权不信任。我们对司法权不信任还来自司法腐败。当然刚才那个法院院长说,对不起我们这不讲法,他不一定腐败,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是迫于某种压力,某种干涉,他上面有书记有市长。但是很多情况下,是有司法腐败的原因的。比如说,我在跟一个外国朋友打交道的时候,他就说,范教授,你们中国有一个词,叫法官“窝案”,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法官“窝案”呢?难道法官有一个“窝”,这个“窝”不是小鸟睡觉的地方吗?我说不是,我说法官“窝案”指的是一窝端出来的。他说那什么叫做“一窝端出来”的呢,我又解释半天。我说,就像你掏这个小鸟窝一样,那个小鸟窝一下就拿过来了。他说,哦,这就是法官“窝案”。【笑声】这种法官窝案在中国,层出不穷。我们知道,比如说武汉市,我们最近的,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五年以内,连续两次发生法官“窝案”,第一次抓出17人,第二次又抓出8人,两次加到一起25人。大家想想,一个中级人民法院,正式的法官总共就一百来个人,两次抓出25人,这就是司法腐败的典型的一个代表。那么这样一种情况下,你要我们的人民信任司法权,让你来为我主持公道实现正义,那才是我傻。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是对司法程序或司法正义不理解。大家知道,司法里面讲究的那一套,正当程序,法律的那一整套规定,它内在的有一个固定体系。那一套东西,要一般人理解比较困难。当然应该说,他的原理你可以理解,但是,要具体到一个法律的具体规定,要我们每一个当事人理解,是很困难的。举例来讲,张三跟李四借一万块钱,张三借一万块钱以后,他三年不在家,躲起来。李四觉得张三是好朋友,三年我也没找他要。三年过后,李四找张三说,你借我的一万块钱还不还。张三说,对不起,我上午找了律师,律师说这个钱可以不还你了。李四说这什么逻辑啊,你怎么能不还呢。张三说,依法我可以不还,要不信我把法条拿给你看,法律规定债务是有时效限制的。李四在这个时候说,这什么混蛋法律,保护这个赖账的人呢。那张三说,这是国家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我们党的法律就是这样的。那么他拿着这个法律,坚持不还钱,而李四觉得天经地义,觉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那么这种时候,这种冲突,最后只好人民来信来访。当然如果说几千块钱就算了,一万块钱对老百姓很重要。还有比如说这个,法院里的诉讼经常强调证据。我们知道一个案子,当事人说,这个案子就是这么一回事,我就要通过这个事,来适用某一个法律,实现我的公平。可是法官说,对不起,你说的这个事还缺少证据,我们不仅看客观事实,我们要讲法律事实,法律事实要靠证据来决定。那么当事人说,这个事情白纸黑字,天经地义,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你怎么就这么迂腐呢。法官说对不起,我要看证据。那么这种情况下,只好选择信访。最后,只好把那种坚持诚信、坚持原则的法官,当成是可能的一种腐败嫌疑人。像这样一种情况太多了,你比如说,有这么一个盗窃犯罪分子,他犯盗窃罪,依法应该判五年有期徒刑,他盗窃了以后,没有被人发现。他在一个地方躲了五年,躲了五年过后回来,再查出来是他偷东西。那么结果,依照法律规定,不能再追究。可是受害人他不理解,你说这个人偷了东西,怎么会反过来没有责任?你是依照哪个朝代的法律保护这个盗窃犯罪分子?所以说这跟人民不理解司法程序,不理解法律制度有关。

        我们老百姓依赖信访,还有一个的原因就是:我们对青天大老爷有一种远古而来的期盼。大家知道,我们中国民间的戏曲里面,唱的最多的一个人物就是包公。包公戏经历了千多年,长盛不衰。我是上次看见网上谈论过一个消息说,广东省肇庆市有一次演包公戏,把一个贪官当堂吓晕。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肇庆市演包公戏的时候,下面很多人现场观摩,当然比今天我们这里的人还多。其中包公喊这个“开铡”一声,就是喊“开铡”那两个字的时候,包公那个声调太高,以至于现场一个人当场栽倒。后来一查,那个人是个贪官。【笑声】像这样一种青天期盼,是中国几千年的一个文化传统。中国老百姓一般认为,干部中有一个规律,越是基层干部越腐败,越往上走越廉洁公正。村里的干部腐败,乡里的干部还有希望;乡里的腐败,县里的还有希望;县里的和市里的都腐败了,省里的还有希望。实在不行,北京还有希望;北京城附近的干部都腐败了,中南海里面还有希望;中南海里面所有干部都腐败了,还有一个人有希望。【笑声】这是我们中国一贯的传统。所以大家看这个水浒里面,英雄好汉在梁山聚会的时候,他们有句口号叫,“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因为他们知道,还有一个人是值得信赖的,那就是我们的英雄领袖。所以这样一种传统,导致我们对信访的一种依赖,这就是人治传统。所以我们中国为什么特别重视干部的道德品质,为什么特别重视干部要勤政爱民,执法为民,大公无私,廉洁奉公。都是要把我们干部这种廉洁、高尚的品质,作为我们政治公平的最后保证。不是用法治作为保证,是用他的品质作为作保证。其实,个人品质做保证是最不可靠的。【笑声】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经济成本的考虑。我们大家知道打官司,起诉到法院,到检察院,成本很高。我们就说到法院起诉吧,有案件的受理费,什么证据保全费,律师代理费,什么这个那个费用的。还有什么费,我就搞不清楚了。据说法院收费名目,总共有20种那么多。20种费用加上旷日持久的程序,对一般人来讲是个非常痛苦的事情。比如说我天天起来写文章,号召同学们要“信法为真”;但是当我自己有纠纷,有诉讼的时候,我也不敢“信法为真”。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不打官司能解决。要是不找任何司法机构,不通过任何法律程序,如果有人给我出面帮忙,给我解决,那就最好了。所以这就是一种信访情节。而信访的成本很低。我们知道,信访一般来讲,就是一块二毛钱。要是你不愿意跑,就是一块二毛钱,一百封信才一百二十块钱吧。如果说你要跑一趟,就是往返的车票。你要是艰苦一点,你也不用住好旅馆。那么这个成本,就不用交这个费那个费,而且也没有那么多场合要钱。所以这个信访成本低,也就成为很多人从这个途径寻找救济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不是我们小时候,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有个说法,“八分钱,查半年”。那个时候要信访,一张邮票只要8分钱。就是说,你要有什么事情想告状,你就写一封信,最好是要匿名信,不管这个事情真不真,最后查半年查不清,让人家这么长时间蒙受莫名其妙的不白之冤。现在有些人信访,可能也是出于这个心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投机心理。我们现在很多信访,都是一种投机心理在起作用。当然我不是说所有信访的人都这样,也不是说信访都是一定错,而是说信访的人里面,有一部分人认为,如果这个案子,尽管依法判决了,但是我要是继续信访,就会给领导造成一种压力。然后一考察,发现邻居有一家跟我一样的情况,他也是法院判决以后,又在信访,信访完以后,政府又给他补偿了,补给他们家一笔钱,还给他儿子安排工作,还给他安置房子。那么这个本来不想信访的人,会有一种投机的心理。他觉得,我要是再坚持一下,特别是在特殊的时候去坚持一下,那么会有效的。这是很多人信访时候的一种心态。

        然后就是成功的事例刺激信访。比如说,我们党和政府处理完重大信访案例以后,为了宣传党是爱民的,为了宣传我们的政绩,把它公布出来,电视上,报纸上,电台上,网上都公布了。公布出来以后,大家一看,啊,这么小一个事,英明领袖都批字了,得到这个很好的结果。那么很多人就会把这个事情和我眼下的案子一比,发现我比他还冤,我比他的情况还困难,因此我一定要继续闹下去。如果我现在没有成功,那是因为我毅力不够,是因为我的意志不够,我一定要坚持到底,这就是成功事件的激励机制。这就是信访在老百姓里面比较兴旺发达的原因。

         

        四、信访涉及的主要纠纷

         

        我们中国的信访,涉及很多种类的社会矛盾和纠纷。现在有哪些事情是争议最多的,哪些事情是信访者最多的呢?我总结一下就这些。请大家看屏幕上列举的这十几种。

        这些案件种类的排列,是按照信访案件数量的多少排列的。越摆在前面,案件越多;越到后面越少。就是说,房屋拆迁,耕地补偿,农村承包经营,劳动权益和社会保障,像这些都是最多的。最多最多的就是房屋拆迁、土地征用。房屋拆迁造成的问题,大家都看得到的,经常有人自焚、喝药。这就是有些人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只好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信访”,就是把汽油倒在身上,拿着火柴搞“信访”。这种信访对政府的的压力最大,效果“最好”,当然当事人的代价也最大,常常是拿生命做代价。用生命做代价的信访,没到万不得已,没到山穷水尽,一般人不会这样。现在很多人选择这样,那就是说,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已经山穷水尽了。

        这就是我们研究的目前中国的信访所涉及的的主要纠纷类型。

         

        五、特别难堪的信访局面

         

        中国的信访现在有一种严重的,让我们特别难堪的局面。我想把这个特别难堪的问题总结一下。

        中国的信访现在令我们非常难堪,非常尴尬。这些尴尬,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我总结第一个方面,就是信访的方式令我们难堪。当然让“我们”难堪,是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上讲。如果仅仅就我自己一个普通百姓来讲,一点都不难堪。为什么呢,比如说,第一个是“缠访”。有些人总是没完没了反复信访,重复信访。已经在下面处理完又往上信访;在上面处理完了又回去。总而言之,有的人就是没完没了的,他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搞到他自己彻底满意为止。事实上,我们遇到纠纷,解决具体纠纷,很难真正实现当事人彻底满意。纠纷解决结果,一般是百分之八九十合理就不错了,没有说每一个纠纷的解决结果都必须是百分百合法合理的,完全彻底令人满意,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信访的人里面,有些人可能有一种过分的期待。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刚才大家看到的,门外有一张海报,我们法学院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的副教授,陈柏峰老师。他马上要做一个同样题目的报告,在31号晚上。他这个报告的题目叫“正义只是意外”。他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信访的最后的解决,之所以我们看着很公正,很公平,实质上是正义的,但那常常是意外造成的;正常情况下是不能实现这个结果。是什么造成的呢?比如说,正好朱镕基总理来到你们这儿视察工作,你正好在家抱着孩子看着、围观,孩子哭个不停,你就趁机高喊:“敬爱的朱总理,我老公在外面打工几年,工资没发,老是拖欠,你能不能帮我讨一下呀!”正好朱总理听到了,这就是一个意外。你说,全中国老百姓,哪有这么好的机会呀,都抱着孩子看到了朱镕基总理?别说朱总理,就是牛总理、马总理都看不到。【笑声】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缠访的背景。

        第二个就是闹访。一个信访能不能成功,就看你闹到什么程度。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这就是一个普遍现象,就是说你一定要把小事闹大。就像我刚才讲的,比如说你家一头猪被邻居打死了,你就要耸人听闻地高呼“发生血案”了,还血债累累呢。【笑声】 “闹”的艺术,是中国人一以贯之的,中国古代在这方面就比较发达。你们要多了解中国法制史,你就会知道,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中国老百姓是如何进京上访的。老百姓上访的艺术,那比今天中国人还高明。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古时候就有一种做法,拿一块白布,白布中间挖个窟窿,往头上一戴,前后往下一搭,腰上拿草绳子一捆。前后各用血红颜色写上一个大字——“冤”。【笑声】然后穿着这个衣服,到tiananmen金水桥边广场转来转去,只要没有police,就接着转下去。这就是我们以前闹访的办法。还有呢,比如说,大家知道清朝的杨乃武小白菜这个案子。杨乃武这个案子里面,也有一些闹访的办法。杨乃武的姐姐叫杨淑英。为了让她弟弟的案子早点昭雪,她怎么办呢?据说她曾经到tiananmen城楼外的金水桥下面的臭水沟(那里古代就是臭水沟),在臭水沟里站了七天七夜,手里举着巨大的用血红字写的状纸。后来她实在站不下去了,太累太臭了,于是就雇了一个北京的一个流氓,帮她站了好多天。【笑声】这就是闹访的办法。古代这样的办法,我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讲许多丰富多彩的故事。

        第三个就是群体信访。就是参加信访的人越多越好。群体信访实际上就是把信访和示威合二为一。比如说,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最近还有江西南昌的事件。你只要打上“群体事件”,在网上一点击,你能找到很多。这些事件的共同特征,就是本来不是个很大的事,本来就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的事儿,本来可以通过司法或一般的信访程序解决,但最后却造成了群体性的重大事件,重大示威。比如说在江西南昌,是去年什么时候,有一个什么样的纠纷我也忘了。最后是很多群众一块儿上高速公路去信访。在高速公路上,只要见到政府的车就把它翻过来,顺便数上一数。后来网上就有人调侃说,江西的人数车怎么是这么个数法儿,一定要把公家的车翻过来数,就好像海边的渔民捕猎海龟一样,翻过来数数。【笑声】这种群体事件,也体现了百姓的一种意识。他们认为只有这样闹,政府才会重视,问题才能真正解决。人太少,一般不会引起什么注意。

        第四个就是携媒体之威的信访。大家知道,现在这个媒体非常发达,有平面媒体,还有,与平面媒体相对的是什么啊?【观众回答,网络媒体】还有这个录音、录像,也就是音像媒体。那么现在媒体,现在都变成了准信访部门。都在接受信访大家知道;现在媒体接受的信访,有时候比政府接受的信访还多。比如说中央台的《焦点访谈》,就很有意思。现在《焦点访谈》差不多变成中共中央的信访部了。【笑声】《焦点访谈》接受信访,应该说,在全世界所有的法治国家里,都不大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据说,《焦点访谈》办公地点的外面的接待室,有两个大门。一个是接受人民来信访来访报案的大门,另一个是接受地方党政领导来花钱消灾的大门。这边接受报案,那边接受消灾,就看哪边的力量更大了。如果消灾力量大些,那就不报道了。如果那边力量小,这边力量大,那就报道一下。报纸的情形也是一样,一旦播出、刊出,对有关机关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这就是媒体之威。当然,你要是正好有外国媒体在采访,你要正好碰到了外国记者,那就更好了。

        还有携洋人之威的信访。大家知道,现在中国实行新闻控制政策,特别强调安定团结的方针。有一条原则,一定要保护我们的国际形象,一定不能在外国人面前丢脸。所以当开奥运会的时候,当开博鳌论坛的时候,什么亚洲开发银行会议的时候,什么上海合作组织元首会议的时候,大家知道,这种时候就是信访的最好时机。【笑声】我们老百姓一般比较懂这个,所以这种时候去信访,既有洋人关注,又是敏感形势。按照我们当今的这个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现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真数不出哪几天是不敏感的。一月一号比较敏感,因为是开年第一天,谁要信访,好像有点让我们一开头就没开好的意思。然后春节,春节传统节日,大家安定团结,合家团圆,你信访好像不太好。然后五一劳动节不行,广大劳动人民的幸福节日,你又信访了,不行。五四青年节跟学生运动联系在一起,也不好了。然后再六月四号,那更不行了。七月一号,那更不行,那是我们党诞生的节日。总而言之我们一整年,从一月一号数下来,直到12月31日,似乎都是敏感的。在敏感的节日里信访,使我们的人民在政治体制里得到了充分的锻炼。【笑声】大家知道,现在北京有一个“上访村”。你们要是有兴趣的话,你到北京永定门外,中央直属机关的信访接待处集中地,到那参观一下。我在十多年前到那里参观过,感受了一下“上访村”的那种文化氛围。我到上访村,去看那个上访接待室,是用什么做的呢?就像我们工地上的简易工棚一样。上面是油毡盖的,下面是很破旧的砖块。那接待窗口,比我们的笔记本电脑屏幕还小。这么小的窗口。这个窗口有一排,大概五十多个,每个窗口的高,大概有这么高【手举过头顶】。就是像我这样的个头,还要加两块砖头才能把下巴搁在窗沿上。【笑声】你要是不小心把砖头踩掉了,你就掉下来了,牙也磕掉了。然后你就爬起来,继续找两块砖头,继续跟房子里的领导说话。说什么话?他首先问,哪儿来的?你们当地领导来了没有?找了当地领导没有?那种情况你想啊,除非有天大的冤情才敢坚持,一般都不敢坚持。现在这个上访村,有的学者专门在研究。有个北京的学者叫于建嵘,你们点击下于老师的文章,他对上访村和上访有系列研究。

        信访的尴尬还体现在,一些特殊人的信访,或者对特殊对象的信访。这也是中国最近这些年出现的特殊的精彩现象。这个现象以前没有,现在有了,说明中国真有大变化了。

        第一个就是对信访处理的信访。比如说,现在信访部门做了一个信访处理决定,当事人不同意,我现在就告你这个信访办,我认为你这个信访办处理不公,或者你这个信访办不作为。对信访办的信访这倒是以前没有的,现在才有的。

        第二是信访办主任上访。【笑声】不久前,广西就有一个信访办主任上访去了。为什么呢?平时,他作为信访办主任接待信访多少年。后来,有一天他们附近要拆迁要征地,他发现那里面有违法行为,他就从正常渠道反映,但发现怎么反映都没用,于是就只好走上了上访道路。【笑声】他一直上访到了北京,他每到一个地方,别人问他,你的职业?你的身份?他说我是信访办主任,人家都不信,都以为他是冒充的。上访多年,到现在好像还没解决。他回来后,对记者感慨地说,我搞了几十年信访工作,现在才知道什么叫信访。【笑声】

        还有派出所所长的信访。我前几天在网上看到,山东有三个派出所所长,一块控告他们所在公安分局的局长,认为局长在集资建房中有违法行为。他们信访时穿着公安制服。每到一个信访接待办,一去的时候,人家旁边排队的上访人都以为他是来截访的。仔细一看,又不像。然后他们不排队,直接到前面去。他们说我穿制服,唯一的特权,就是可以不排队。【笑声】里边的工作人员问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到底是来截访的,还是来信访的”。他们说我们是信访的,我们是上访的。接待的人说,你们这个就不对了,上访就应该把衣服脱掉。他们说,那我们也不能光着膀子啊!对方说,我是要你们要把这套公安衣服脱掉。派出所所长说,我们穿这个是为了少点麻烦,为了不挨打。据说,他们去北京上访的时候,碰到了原来被他们抓回去的一些上访人。那些上访人一看,得意地说:“哦,你狗日的也有今天!”【笑声,掌声】这种现象,可以说,中国过去没有。

        还有法官上访。法官,我们知道,一般来说,他是依法处理纠纷的,他不应该当上访人。但是最近,孝感市的一个中级法院的院官,也加入了上访大军。他为什么上访呢?他认为他妻子劳动就业权受到严重侵害。他的妻子在法院做合同工,做了十年以上,依法应该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是法院说,你这个十年,前五年是在劳动合同法颁布以前;至于劳动合同法颁布以后,你只有两三年时间,所以不适用劳动合同法。他没办法,只能上访,那么上访的结果是什么呢?他每到一个地方,接待信访的第一个就是批评他,说:你不该穿法官制服,你丧失了法官的立场!给法官丢脸了!维权没有结果,后来,法院领导说,这个人不适合做法官的审判工作,改做其他的工作吧。

        还有,洋人也在中国上访。前几年发生的,你们可能也知道,在网上点击“洋秋菊上访记”这样一句话,就可以看到。这个“洋秋菊”是什么人呢?听说是美国的一个大学生。当然是不是哈佛大学的我不知道,好像跟哈佛大学有什么关系。一个大学女生来到中国,看上中国的一个小保安了。中国安徽省农村的一个小保安,跟这个美国大学生恋爱结婚了。结婚以后,这个小保安遇到了一个小小的纠纷,跟他的叔叔有一点冲突。一天,他带着人冲到他的叔叔家去讲理,他叔叔就率人把他打伤了。打伤以后,当侄子的很委屈,就到公安局告叔叔。公安局就说他这个叔叔犯了轻伤害罪,把他抓起来了。后来呢,虽然没有正式起诉,但是在毕竟在农村看来,一个人被抓到公安局,就算坐牢了,很丢面子。叔叔丢了面子以后也很伤心,就找律师说我想报复一下,该怎么办?律师说,你就告他非法入侵私人住宅呀。【笑声】然后,那个叔叔就告了,公安局又派人到深圳把那小保安又抓了回来。那时,与叔叔吵架这个事情早就完结了,小保安到深圳打工三年之久了,早就已经以为没有什么事了。可是公安局硬是把他当做逃犯抓回去了。抓回去以后,他的洋老婆,“洋秋菊”,就开始依法维权,现在已经进行了五年的上访。“洋秋菊”每一次上访,所到之处,经常被误认为是外国记者采访。【笑声】经常有上访的人对着“洋秋菊”扑通一声跪倒说,“洋包公,帮帮我吧,救救我吧!”“洋包公”也懂一点汉语,就说“no,no,no,我不是包公,我也是上访的!”【笑声】这种情况也是过去没有的。

        还有“打错人”事件。最近湖北省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政法委一个领导的夫人,因为有件事情,权利被损害,要到省政府机关去,找她的熟人帮助解决。但是去之前没有打电话,那个领导没有出来接待。她就想正常地走进这个门,就被门卫当成人民来信来访的人,打了一顿。打完以后,引起了媒体关注。然后,省政府接待办的人就出来道歉,说“对不起,我们打错人了!”【笑声】也就是说,如果不是领导的夫人,而是一个普通百姓,那就没有打错!这些就是最近这些年里发生的特人的信访。

        然后,信访的尴尬还体现在“截访”这个概念。据我考察,好像最近二十几年才出现的,好像在二十几年之前是没有“截访”一说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对信访还没有害怕到这种地步。我听说,我党在延安时期没有截访,刚刚进北京也没有截访,wenge的时候也没有截访,改革开放之初也没有截访。“截访”是从最近十几年开始的。截访现在变成了谁的主要任务呢?是各级信访办最重要的责任。这些信访办变成“截访”机关,这真是一个新鲜事物。信访办本来是接待来信来访的,结果就变成了“截访”机关,就是对信访进行截流、拦截、围追堵截的机关。现在,各级政访委的维稳,领导全面截访公工作,这是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特别是敏感时期到来,政法委的领导一定要亲自挂帅,调动所有力量,到各个重要地方去截访,争取把来访的人拦截下来,送上汽车,送回家,派人看住了,不要让他再出去。

        还有,驻京办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截访。我们知道,驻京办现象是中国的一个特殊现象。全世界各国,地方到首都设驻京办的,大概就只有中国了。大家说,美国各州各县,有驻华盛顿办事处吗?英国各郡有没有设驻伦敦办事处?好像没有。我们中国不但省有,地市州有,县里面有,连我们学校都有。我们学校设了一个驻京办,有一个副处级干部常驻在那里,带着一辆别克商务汽车,每天接待我校到北京出差的人士,当然主要是校领导。认识“驻京办现象”,实在是解读中国政治基因密码的钥匙。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本小说,叫《驻京办主任》。驻京办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截访。好多大的驻京办,特别是山东、河南各县市的驻京办,因为上访人太多了,截访的任务超重。听说有时还会在楼底下设几间漆黑一团的,安装铁门的,只留一个小小窗口的小房子。似乎专门是用来对付那些无限上访、重复上访的人,就是所谓的“上访专业户”、“上访油子”。这就是驻京办截访的现象。

        还有就是“安元鼎”公司截访。大家听说过没有,最近网上揭露了一个“安元鼎”公司。“安元鼎”公司是一个民间的,带有安全保卫服务性质的公司。这个公司成立好多年,近几年推出了一个新业务,就是接受各地党政机关委托,在北京专门负责拦截上访的人。抓了以后,就塞上汽车,直接送回家,或者送去办学习班,或者送去精神病院。每成功拦截一个上访人,就得到几千元的报酬。这是安元鼎公司受各地党政机关委托做的主要事情。这个“安元鼎”公司所作所为,有点像中国古代的镖局,安元鼎镖局。【笑声】不过,他的委托人是各地党委和政府机关。现在,安元鼎公司了被查封了,但是他的那么多委托人没有受到任何批评。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委托机关所做的,正好是上面强调“安定团结”、“稳定压倒一切”所希望的,是刚性维稳所要求的。

        还有办上访学习班,送精神病院之类。也是在一些信访大省比较多。关于“学习班”,大家也许不知道,也许觉得学习班挺好的。但是这个学习班,与我们一般的学习班大不一样。“学习班”的实质就是限制人生自由:你只有学习的自由,没有不学习的自由;只有待在一个屋子不动的自由,没有出外走动的自由。这种学习班,实质上就是人身拘禁,是非法拘禁。但是它常常是党政机关支持的,所以不存在“非法”的问题。【笑声】还有关精神病院的,当然不是专门的信访精神病院,可能是精神病院里有专门的监护区,专门关着一些所谓的上访的“油子”。大家知道,有些人上访,上访十次二十次三十次,锲而不舍,百折不回,久而久之,那种执拗、固执,人家看着就像有精神病。北大教授孙东东讲,上访人百分之九十九是有精神病的。根据这样一个判断,这些上访的人被关到精神病院是正常的。因为北大教授说你有精神病,那肯定有精神病。【笑声】

        还有就是“抢尸”事件。现在这个上访,常常跟“抢尸事件”连在一块儿。一个地方出现某个事情,如果出了人命,政府为了阻止上访,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派武警出去把尸体抢来,控制在我们手上,不要让家属控制尸体。尸体要么在现场控制住,要么从家属们手中抢回来,要么控制在殡仪馆,派人把守,总之一定要控制起来。如果不控制起来,就会有人抢到尸体以后,抬着尸体游行,游啊游,一游就到了tiananmen。【笑声】就怕这种状况。所以呀,这就是我们信访遇到的特殊情况。

         

        六、信访处理中的一些矛盾

         

        关于信访的处理,现在的问题也非常严重。

        第一个是,现在所有的党政机关,党、政、军、工、农、兵、学、商,所有的机关,似乎都有信访机构。这些信访机构互相重叠,互相推诿,互相扯皮,互相打架,这种情况也是信访复杂的原因之一。我们知道一个法治国家,处理纠纷的系统都比较单一,比较专一,数量比较少,老百姓比较清楚,而我们信访系统是交叉重叠的。这造成了解决问题上的麻烦,效率的低下,资源的浪费。

        第二个是,信访机构定位不明。信访机构本身是干什么的,这个也不清。我们一般说,信访只是一个通达上下情况,上传下达的机构。它仅仅是一个沟通机构,不应该是一个纠纷处理,或是准司法机构。但是,我们现在的《信访条列》,就把它当成一个准司法机构,当成一个纠纷处理机构。比如说,它现在能够直接开一个听证会,做出纠纷处理决定,解决纠纷。它可以派人截访,把人押回来,还要关起来。这种定位不明,职责不清,造成了很多问题。这就是一个原因。

        第三个是,政法委机关直接受理信访,处理案件。我们各级政法委机关现在直接受理信访。受理信访,如果涉及司法案件,政法委可以直接调出司法卷宗来看,看完之后可以直接提出指导意见,实际上就是改判意见。当然,最后改判机关还是法院,但是这个指导意见对法院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难堪的现状,政法委司法。

        第四个是《信访条列》把信访制度化的存在的误区。想把信访制度法律化,好像没有错。但是,我们要知道信访要真正法制化,就要看看法治国家是怎么对待信访的。法治国家很简单,似乎没有《信访条例》,只有《人民请愿法》。《人民请愿法》只是解决人民向政府,向国家机关提出愿望的时候,用什么途径,用什么方式的问题。至于怎么处理,不是这个法律要解决的。它只是规定这个“上访”、上交问题的正常途径。要处理,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司法审判呢。可是我们这个法制化,把信访当成一个处理纠纷的途径,似乎是准司法,这就是一个误区。

        第五个是“零上访”追求。现在从上到下,都特别强调,矛盾化解在基层,要实现“零上访”,要稳定压倒一切。甚至要实现一票否决制。如果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机关,被一个人上访告了,那么你这个一把手今年就打水漂了,所有的分就扣完。上次我听武乾老师说,最近有的法院规定,任何法官处理案件,只要有一个当事人上访,这个案子就算你处理不成功。哪怕你是依法判决,还是算你有错,因为你没有维护安定团结,没有实现和谐社会。

        第六个就是 “刚性维稳”的追求,也是一个尴尬的问题。我们现在从上到下,把稳定看做压倒一切的事:悠悠万事,稳定为大。稳定压倒一切,就是说稳定需要可以压倒法治,压倒人权,压倒民主。只要为了稳定,什么都可以放弃,这种思路是我们现在尴尬处境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就是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币解决”。【笑声】有人说,上访、信访,闹访,缠访,实在不好办,就拿钱吧。花钱买平安,买稳定,买和谐。现在有个说法,“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笑声】这是信访处理中的矛盾现象,实际上在鼓励更多的信访。

         

        七、信访与中国的历史惯性

         

        中国为什么有这样一种信访泛滥的局面呢?作为法律史研究者,我想探讨一下历史文化和现实原因。首先我来总结一下历史原因吧。我认为中国的上访、信访状况,是五千年文化的惯性造成的,不只是今天的人造成的。五千年的法律文化积累,到今天有这样一个结果。

        第一,就是中国的多头司法传统的影响。中国有一个多重司法的传统。你们看看法制史的课本,包括我跟陈景良老师写的那本教材,你会发现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说不清中国古代的司法机关到底是什么。你一定要说中国古代哪一个是司法机关,就会犯错误。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古代并没有专门的司法机关,没有相对独立的司法权。所有机关都有司法权,只不过是多和少的差别。我们有时候说,宰相可以司法,监察御史也可以司法,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可以司法,提举常平司(就是管粮食的)也可以司法,什么盐法道、漕运总督、九门提督、五城御史……,都可以部分地司法。我们中国,从《周礼》开始,几乎所有的衙门,都有解决纠纷、惩恶除害的司法职能。这个传统一直保存到今天,今天的中国,除了人民法院以外,起码还有十几个部门可以参与实质的司法或准司法。如果按西方国家法治国的司法的标准来看就是如此。这就是我讲的多头司法。这个传统我曾有一个专门的解释,大家在网上查我的文章《中国司法传统与当代中国司法的潜规则》。我的意思是,各部门“齐抓共管”的信访处理机制体现了中国多头司法传统的遗留。

        第二,就是中国的司法与行政不分的传统的影响。大家知道,在古代中国,没有专门的司法官和行政官,本来就没有专门的司法权、行政权概念。所有权力是一体的。包公也好,海瑞也好,朱熹也好,王阳明也好,他们实际上既是行政官又是司法官,又是军官,什么都是。我记得贺卫方老师对包公在开封的职务,做了经典的解读。他说包公在开封,用现在的眼光看,既是市委书记兼人大主任,也是市长,也是政协主席,也是法院院长,还是检察长,也是公安局长,还是开封市的妇联主任。【笑声】因为他也管妇女工作。那个时候没有妇联,所以也只要依靠包公为秦香莲们维护权益。中国这个传统一直保存到今天,我们可以说,今天各级党委一把手,跟包公当年在开封的职责大致是一样的,只是包公当年管的事没有现在那么宽而已。那既然司法和行政不分,所有的案件,只要掌握一定公权力的人,似乎或多或少都有权参与解决,谁也没有说那仅仅是你们法院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要坚决反对司法独立,反对司法专业化、专门化、消极司法等等。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传统。

        第三,就是“为民做主”传统的影响。我们中国最好的政治,就是“为民父母行政”。当官的要为民做主,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所以,我们中国古代就有“民主”这个概念,这个“民主”就是“为民做主”。这种官员为百姓“当家作主”的理念还经常不经意出现,一些地方首长动不动就说,我是什么地方的父母官;然后老百姓也说,那我们就去找父母官、县太爷去。我们现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也讲要执政为民,执法为民。大家听听,这个“执法为民”的说法,就有“为民做主”的意思。西方国家的法院院长需要说执法为民吗?在美国,在英国,在法国,根本不需要这么说,因为你本来就需要取悦于选民,争争取选票,而不是给人民恩赐。他所作的一切事情,都是人民给他的权力,是依法办事,是人民在监视着他。他一不小心丢掉了人民的信任,就没有机会了。绝对不可能鼓励一种高高在上、恩赐好处的态度,说我在执法为民,我在关爱子民。所以大家看,这种“为民做主”,就是直到今天我们上面的机关特别依赖信访,下面的老百姓也特别依赖信访的重要原因——你领导特别喜欢一种得心应手为民做主的感觉,我们百姓也喜欢找清官找青天为我做主。

        第四,中国还有一个传统,就是无限上诉。中国古代的诉讼案件,实际上是没有终审的。大家也许要问,法制史课本上不是写着户婚、田土、钱债案件,就是叫“自理词讼”,在州县里可以终审解决吗?但这是一个事实结果,法律上并没有明确规定小的案件一定不能往上打官司。从逻辑上讲,所有的案件都可以到中央,都可以到中南海。在中国古代,小小案件闹到京师最高当局解决的案例也常有。举例来讲,在宋朝的第二个皇帝太宗赵光义当政的时候,就亲自接待处理过两次人民来信来访,也算是终审过两件民事案件。其中有一次是什么呢?有一个老太太,说她身体不好,快要死了,但是有一个遗愿没有了。她说“我有点财产,死了以后,我没有儿子,我这些财产托付给谁?谁来继承我的财产呢?我很着急。”多次上访没有结果,这一天总算碰到皇帝了,而且皇帝心情很好。皇帝把老太太传唤过来一问,老太太说:“我想自己指定一个继承人,但是家族的人想另定一个继承人。我指定的这个要好一些,但我的家族说他亲属关系更远,应该指定一个亲属关系更近的,过继来继承这笔财产。”皇帝弄清楚这个案件之后,仁心大发,说:“我来为你做主,就立你这个自己信得过的继承人。”然后皇帝下一个诏书说,从此以后天下像这样的案件,一定要照此办理。大家看,一个老太太要立继承人的事情,都得要最高领导人来解决;表明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上诉或不能重审的。

        还有一个案件,讲的也是宋太宗的事情。有一天,开封一大户人家的一名奴仆来上访。那奴仆说:“皇上,我有一个天大的冤情,你一定要救我。有一天我出去放猪,把我家主人的一头猪给丢了。回来后被主人打了一顿,主人非得让我找回一头这么大的猪,或者买一头猪给他,要不然他就要打死我。”皇上听了以后非常同情,说:“好,我出钱帮你买一头猪,还给你的主人。”【笑声】然后太宗又把这个案例公布天下说:我恨不能尽断天下狱讼。天下此类的事情,都可以这样解决。【笑声】大家想一想,如果天下每一个人丢了猪,都找皇帝让他赔那个猪,那么皇帝不就成了“猪皇帝”了么。【笑声】那他就不可能做别的事情了。这就是中国没有终审的传统,无限上诉的传统。这一传统导致我们今天信访的泛滥。很多人都这么看:案件即使法院已经终审判决,即使再审已经完成,至于我不服,就要不停地上诉申诉。上面在处理这样的案件的时候,也不管是不是终审了。只要认为里面有司法不公,就要重来处理。

        第五就是我们期盼青天的传统。我们的青天期盼,最典型方式就是的“告御状”。“告御状”大家知道,就是找皇帝告状。中国法制史课本上写着很多告御状,叫什么“邀车驾,“挝登闻鼓”、“直诉”、“京控”,还有很多种说法。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告御状的方式就有很多种。比如有一种手段叫“点天灯”,就是在自己的脑袋上挖个坑,然后放上一个灯芯,点着后在tiananmen广场转来转去,高呼“冤呐,冤呐”,就引起了信访部门的注意。这种“告御状”的方式在中国古代还有很多。比如有人把自己的诉状,用白布写起来,用五丈的竹竿挑起来,上tiananmen告状,那个叫举着“冤旗”上访。有的就写上“血债累累”,“惊天奇案”,“奇冤待雪”,这样到tiananmen去等候青天。那么这种“告御状”的传统,在近代中国、现代中国被发扬光大了。现在很多重大信访案件,最后并不是地方上解决的。最后谁解决呢?是中南海的最高领导人批字解决的。甘肃省多年前曾发生一个人命案。杀人犯的父亲是高院的一个庭长。他的儿子把一个工人的孩子杀了后,仅仅判了个死缓。那个工人的家属不满意,不停的上访。经过五年的努力,最后被胡耀邦总书记批示了十六个大字,最后这个案子解决了。如果当时碰到的不是胡耀邦总书记,而是碰到别的什么人,或者是半路上被截访成功了,那么这个案子最后就不可能改判。这样的结果,当然加重了人们对青天的期盼。

        第六是中国重实质正义轻程序正义的传统,这也是信访泛滥成灾的原因。在我们中国,一般人认为,依照法定程序办事情,手续更多,麻烦的很;其实,只要事情的最后结果是公平的,那么即使不要程序也是可以的。实体大于一切,程序无关紧要,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传统。也正因为这样一个传统,所以我们特别依赖信访,因为信访主要注重的就是实质正义。

        最后就是中央集权,权力一元化的传统。我们大家知道,传统中国政治的两大特征,中央集权、权力一元。这八个字,最能概括中国政治特征。所谓中央集权,就是一切权力都归中央,地方没有权力。地方的所有权力,都是中央临时给的,单个给的,零星给的。所以中央经常要提权力下放,所以下面就要不停去上面要权要钱,所以要“跑部钱进”,要上访。群众要上访,地方领导也要上访,要到中央去拉关系,走后门,要经费拨款。这样一种体制,归根结底就是不相信地方,不信任地方,不允许地方分享中央的权力。说到这里,在座的同学有没有了解美国宪法的。美国宪法有一条规定,说美国的一切权力属于各州和人民,除了授予美国政府以外的所有权力,属于各州和美国人民。也就是说美国那种体制是,一切权力归人民,归地方;一部分权力提起来给中央,中央就一点点权力,其他权力归人民。我们是一切权力归中央,所有的权力是你去要,它才给你一点点。中央还特别担心放一就乱,一收就死。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因为中央集权制,所以我们特别依赖信访。再如权力一元化。就是在所有的机关,所有的部门,所有的地方,所有的层级,权力最后只有一个主心骨,只有一个人掌管,一切权力最后归党的一把手,在中国古代就是封疆大吏。那么这也是中国的一个传统,所以我们特别依赖信访。信访也是加强权力一元化的重要手段。地方所谓一把手,也就是党委一把手,实际上同事也是政府一把手,军队一把手,,政协一把手,法院一把手,妇联一把手,都是一把手。其实地方党的一把手,就是地方所有部门的一把手的领导。所以这是我们中国历史文化的惯性。信访有利于权力的集中。

         

        来源——2014-09-10 范忠信 民事审判参考

        所属类别: 行业新闻

        该资讯的关键词为:法治  信访  信访中国  信访形势和局面  矛盾处理